“蓬萊附近一個大型海上油田漏油的消息得到了證實，現在這事已經傳得沸沸揚揚，大家都不敢下海洗海澡了。”1日，經常在龍口北部沿海游泳的當地市民葛偉告訴經濟導報記者，盡管天氣有些悶熱，但下海的人比以往少了很多。
就在當日，中海油投資者關系部相關人士證 實，據美國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下稱“康菲中國”）報告，由該公司任作業者的蓬萊19—3油田附近海面于6月上中旬出現油膜，并表示原油滲漏點已經被控制住。這是該事故發生近半個月 后，中海油首次正式回應海上原油滲漏事件。
在此事件中，除了當事者的應對舉措被詬病之外，類似事故賠償機制的缺位，也再次凸顯。
后續影響仍待觀察
導報記者獲悉，自6月上旬起，距龍口海岸約38海里的蓬萊19-3海上油氣田發生溢油事故。目前，國家海洋局已派員專程趕往事故發生地進行實地調查。
上述油氣田是由中海油與康菲中國共同投資開發的海上油田，位于我國第一批對外開放的海上油氣勘 探開采區塊，也是我國最大的海上油氣田，面積覆蓋約3200平方公里。中海油擁有油田51%權益，康菲中國擔任作業者，擁有49%的權益。據悉，渤海灣是 中海油的主產區，根據中海油2011年一季報，來自渤海灣的石油以及石油液體產量，占其總產量的比例超過57%，天然氣產量超過12%。
然而，中海油的回應距事發已近半個月。事實上，此次滲油事故最早出現在6月21日某人士所發的 微博上，內容是“渤海油田有兩個油井發生漏油事故已經兩天了，希望能控制，不 要污染”。隨后，多家媒體聯系中海油新聞處及上市公司投資者關系部，均未獲回復。直到1日，中海油才對此正式作出回應。導報記者還發現，此滲油事件被小范 圍傳播后，一些網上消息被悄然刪除。
目前，蓬萊19-3油田的漏油規模和后續影響還無法得知。
“盡管康菲方面稱，原油滲漏點已得到有效控制，油膜回收工作也已基本完成，但權威的調查和評估 結果尚未出爐，比如事故原因、溢油規模、分布面積和影響范圍等，因此其影響具體有多大仍待觀察。同時，相關方對此事件的延遲披露，也讓人質疑 。”東北師范大學經濟學副教授徐敏對導報記者說，各方還未對賠償事宜有所表態，但從現實來看，當前多以經濟損失為標準來衡量海洋污染賠償，此舉無疑具有明 顯的不合理性，因為漏油對周邊生態環境、漁民生計以及旅游產業的影響是長期的。而在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黎雪榮看來，石油開采本身是一個環境風險極高的行 業，但在利益的驅使下，一些企業或許會挑戰技術和操作方面的極限，而將環保因素拋在腦后。“石油污染給海域造成的影響十分深遠，海洋生態受到的危害將‘難 以想象’。”黎雪榮說，“時至今日，墨西哥漏油事件的影響仍然在繼續。如今，我國繼大連漏油事件后，中海油渤海一油田又發生同樣的事故，不能不引起有關方 面的反思。”
賠償機制應“補位”
去年7月16日，大連新港附近中國石油公 司的兩條輸油管道先后發生爆炸起火，超過1500噸原油流入大連新港和大窯灣港區內。一夜之間，這座美麗而整潔的海濱城市變了模樣：空氣里夾雜著燃油味， 近百平方公里的海面受到污染，附近的海灘浴場被染“黑”，周圍的養殖場受到破壞和威脅，大連海鮮遭到退貨，專家稱污染的危害可能持續10年……
然而，此類安全事故的處理仍缺乏有效而嚴厲的懲罰措施。據悉，中石油和大連市政府隨后對該事件的善后達成意見：后續賠償工作由大連市政府負責，中石油僅“以投資抵賠償”——在大連的長興島投資2000萬噸/年煉油、100萬噸/年乙烯項目。
“國家層面的海洋污染賠償標準，仍僅以行業標準存在，這足以說明我國在海洋污染方面的有關法律法規亟待完善。”徐敏說，除了監管機制不完善外，我國有關海洋污染的防治、治理措施、賠償標準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制度仍不健全。
可資對比的是，去年4月20日，英國石油公司在美國墨西哥灣租用的鉆井平臺“深水地平線” 發生爆炸，導致大量石油泄漏，釀成一場經濟和環境慘劇。同年6月16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英國石油公司將創建一筆200億美元的基金， 專門用于賠償漏油事件的受害者。這筆基金將由美國資深律師負責運作，同時建立了完善的賠償機制：該賠償基金首先用于清理當前的油污；針對當前已經顯示的各 類影響進行賠償（只要有合理的被油污污染的訴求，都可以通過法律裁定依法得到賠償）；為將來可能顯現的影響預留賠償金；每年提取一定比例的資金，對受油污 影響區域的清理、修復、長期生態影響評估以及技術培訓等方面給予持續補助。
值得一提的是，導報記者注意到，2010年年中，山東省出臺了海洋生態損害賠償和損失補償的相 關辦法，首次明確了對海洋溢油等污染事故的損害評估標準，將海洋生態損害賠償和損失補償合并進行規范，在全國尚屬首創。根據該辦法，損失補償按不同海洋工 程等對占用海域影響的輕重有不同規定：如造成50公頃用海生態損失，應當繳納1000萬元海洋生態損失補償費；造成1000公頃用海生態損失，應當繳納兩 億元損失補償費。
然而，上述辦法雖然明確了補償主體，但對補償標準并未作出詳細且明確的規定，比如補償的具體標 準和年限等，由此來看，其可操作性仍需觀察。而基于法律的公平原則，污染事件往往需要補償受影響的區域發展權益和環境權益，因此，國內仍亟待構建基于區域 和區域之間的“生態補償談判機制”。
“引入國外的民事訴訟和巨額賠償機制也已迫在眉睫，而不應僅僅是處理責任人了事。”徐敏表示，加大違法違規的成本，并持續加強監管，才能形成有效約束力，才會迫使相關企業在安全生產方面下苦功，從而降低事故發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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