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上的1432公里，需要“走”多久？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給出的答案是11年甚至半個多世紀。
12月12日下午14:32，中國水電十一局職工李春根按照此前接到的通知，打開了陶岔渠首樞紐的第二孔閘門，將下泄流量從20立方米/秒調節到100立方米/秒。
陶岔渠首樞紐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渠首，位于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九重鎮陶岔村，從這里上溯4.4公里，便是丹江口水庫，而這中間并無阻隔，由此，陶岔渠首樞紐也就成為向中國北方地區送水的“水龍頭”。李春根將這個“水龍頭”開啟的剎那，也就意味著醞釀半個多世紀、建設超過十年的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正式開始通水。
1432公里，95億立方米，1億人口
“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很低，只有世界平均的四分之一，特別是時空分布不均勻，北方地多水少，南方地少水多。除此之外，水資源的時間分配又集中在夏季。南水北調的必要性就在于平衡這種不均勻性。”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劉昌明在接受新華網采訪時這樣表示。
此次通水的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從丹江口水庫陶岔渠首樞紐引水，沿線開挖渠道，過長江流域與淮河流域的分水嶺方城埡口，在鄭州附近穿過黃河，沿京廣鐵路西側北上，最終到達北京、天津，干渠全長1432公里。而根據公開信息，中線一期工程平均年調水量將達到95億立方米，將大大緩解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地區的嚴重水荒，4省市沿線約6000萬人將直接喝上水質優良的漢江水，間接惠及近1億人口。
“中線工程不僅可以以其全線自流向北京等北方4省市供水外，還有緩解地區工農業用水的矛盾與地下水超采的地下水赤字問題。由此可以使過去的生態與環境問題的改善創造有利的條件。”對于中線工程之于沿線地區的意義，劉昌明補充道。
事實的確如此。
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起點的河南省為例，37.7億立方米的水量將極大緩解這個農業大省水資源短缺的問題。南水北調通水之后，“中原糧倉”安全生產也將裝上保險。
同樣受益匪淺的，還有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終點之一的北京。
北京市水務局有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2013年北京總用水量為36.4億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量為16.3億立方米，南水北調配額中12億多立方米的漢江水到京后的凈水量約為10.5億立方米，如果全用于生活用水，夠近七成北京民眾一年的生活用水所需。此外，北京市南水北調辦公室主任孫國升認為，目前北京市總用水量約六成來自于超采地下水，江水進京后可有效減少地下水的開采，大大提高北京用水保障率。
從夢想到現實
事實上，如果是從論證時開始算起，那么這條從丹江口水庫蜿蜒至京津地區的調水路，整整走了半個多世紀。
將時間撥回至上世紀50年代。1952年，為解決北方缺水問題，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提出了“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的構想。而這也就成為了南水北調的契機。
不過，在一些親歷者的回憶中，如此浩大的“世紀工程”可謂一波三折。
劉昌明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接觸南水北調工程，曾參加過水利部、中科院甚至聯合國關于“南水北調”的研究項目。在接受新華網采訪時，他回憶：1972年華北七省市大旱，國務院提出了計劃，開始研究海河的年徑流量與缺水對策，即從長江下游沿大運河向華北引水的方案。到了70年代末的時候，相關部門開始了對南水北調的討論，包括從漢江與長江上游調水的中線與西線。“當時的一個有爭論的科學問題就是南水北調會對環境有什么影響。”
劉昌明至今還記得，1980年，水利部與中科院及科委聯合立項研究南水北調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同年10月，中科院與聯合國大學合作共同對東線與中線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考察與學術討論會。此后，多個部門機構開始對南水北調的環境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評述，例如血吸蟲是否隨南水北調北移問題的調研結果。這些都為日后南水北調的規劃實施提供了較早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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